部分央国企出现的“大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国资委说清了

中国邮政集团收入由2018年5664亿元增至2023年7984亿元，到2025年是6770亿元。 两年里收入少了1200多亿，年底总结时的说法却是实现收入6770亿元、利润760亿元，分别超预算进度5.8个、32.8个百分点。收入少了这么多，怎么还算超额完成任务？ 这里面没有矛盾，是考核的标准变了。以前看企业做得多大，现在看做得多实。更值得琢磨的是后面的事。 成绩单不难看，集团负责人却在年初的大会上主动讲队伍里的毛病：一是领导干部能上难下的矛盾突出，二是人才队伍素质能力与业务转型发展需求不匹配的矛盾突出，三是结构性冗员与结构性缺员的矛盾突出。账面上过得去，偏偏说人的问题最大。 我觉得，读懂11月3日国资委那场会，得从这里入手。那场会是地方国资系统的改革座谈会，会上点了几样要整治的问题：与主业无关的多元化、一层套一层的架构、过高的负债，同时要求并购重组稳着来。 很多人看到“整治”两个字，第一反应是国企出事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 这几样毛病不是今年才冒出来的急症，是几十年养成的体质：业务、层级、人员、负债，过去基本只做加法，很少做减法。这一轮改革真正要补的，就是做减法的能力。 先看业务这一头，减法其实已经开始了。1-9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600060.9亿元，同比下降3.2%，利润总额33103.5亿元，同比增长3.0%。 收入往下走、利润往上走，在很多人看来是怪事，我认为是好事。各级国企一直在清理没有实际收益的空转贸易，这类业务流水大、利润薄，砍掉了报表上的收入难看一点，但干净了。 还有个细节值得注意，营收端则从上半年的下降2.0%扩大至前三季度的3.2%，下半年砍得比上半年更狠，看得出是主动动手，不是被市场推着走。但光看利润表不够，还得看资产负债表。 9月底国企资产负债率65.5%，比去年同期还高了0.4个百分点。收入在缩，负债率不降反升，问题出在哪？ 业务说砍就能砍，借来的钱却得一笔一笔还。利润表上的减法几个月就能见效，资产负债表上的减法要慢得多。 再看利润增速：一季度下滑5.1%，前4个月转正到1.9%，前5个月冲到3.5%，上半年回落到2.4%，前7个月只剩0.6%，前三季度又回到3.0%。一路上上下下，说明现在的利润多半是压成本挤出来的，新的增长点还没完全接上。 国资委在这个时候专门点名负债问题，时机抓得很准。为什么说三样毛病是一种体质？因为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 层级一多，每一层都要业绩、要编制、要地盘；主业就那么大，下面的子公司、孙公司只好往不熟悉的行当里扩，这就是无关多元；新业务不靠主业养着，钱只能靠借，负债就上去了。根子在层级，表现在多元，最后都落到负债上。 别国早有教训。上世纪90年代韩国财阀走的就是这条路，交叉持股、层层控股，什么赚钱做什么，扩张全靠借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来，资金链接连断掉，大宇集团1999年轰然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花了十几年时间收缩战线，把副业一块块剥离出去。 中国国企背后有国家信用，不会走到那一步，但这笔账不会凭空消失，只是换了个付法：资本回报偏低，财政和银行体系多扛一份压力。那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 回头看几十年的国企改革，从承包制，到1993年确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2015年推动国企按《公司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多数时候都在搭架子：股份制、董事会、经理层，一样一样往上加。架子搭起来了，往回减的机制一直没跟上。 混改就是个例子。民营资本投了真金白银，股比小，进了董事会说不上话，下一次就不会再来。 股权资本引不进来，扩张只能靠借钱，负债率自然下不来。所以我觉得，“有效制衡”这四个字不光是公司治理的事，也直接关系到负债高不高。 层级更难压缩。砍掉一个三级公司，就少了一套领导班子，谁愿意亲手撤掉自己的位置？“能上不能下”和“层级减不下来”，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所以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管理人员末等调整、不胜任退出要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开，这是在给人事上的减法立规矩。 不过网上流传的“国企按5%末位淘汰”是误读，必须说清楚：这项制度只针对管理人员，“末等”和“末位”不是一回事，不按比例硬切；“退出”主要是离开原来的岗位，违纪、退休、辞职都不能拿来凑数。 真要解除劳动合同，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得先培训或调岗，仍然不能胜任才能依法解除。内退也是同样的道理。 1993年国务院出台的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写明，离退休不到5年的职工可以离岗休养，但前提是本人申请、企业批准。把内退当成任务往下分摊，本身就违规。 真碰上了，职工要签书面协议，生活费标准、社保怎么缴写清楚；被强迫的，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我想多说一句：减法必须按规矩做。 改革最大的本钱是职工信任，靠逼退凑数，省下的是一点工资，丢掉的是一大批老职工对改革的信任，这笔账划不来。收入方面，2018年起国企工资总额就跟效益挂钩了，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