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照不宣地放任失业，是大国经济崩盘的根源？

为什么《通论》曾经/现在很重要？ ✪【美】斯蒂芬·A.马格林|哈佛大学 本文节选自《21世纪的<通论>》一书 在《通论》出版之前，凯恩斯已经写了5年多的文章，论述各国政府，尤其是其本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事实上，英国从未真正享受过大萧条前的繁荣，凯恩斯将这一事实归咎于他自19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反对的错误汇率政策。在1929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在美国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之前——凯恩斯曾主张通过公共工程来刺激英国经济。 《通论》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此类政策倡议提供一个框架，一个整合了私人主动行为和集体行动——政府干预——以有效利用现有资源的框架。毕竟，《通论》是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诞生的，其动机是为了理解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明显的经济灾难。 如果这就是凯恩斯的唯一目标，那么他很可能会将论点定位于1920—1930年代英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理所当然地认为大规模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业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占据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并对价格和工资有很大的控制权。这当然与竞争性经济的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服从于市场，价格和工资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每个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无法控制价格和工资。 如果凯恩斯将自己的论点置于当时的经济现实中，他本可以诉诸垄断理论或新奇的垄断竞争理论，他自己的门徒罗宾逊与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amberlin）都是这些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为了让经济学界转向新观点，20世纪的现实并没有竞争经济学的公认理论那么重要。在《通论》出版后不久，凯恩斯写信给瑞典经济学家贝蒂·俄林（Bertil Ohlin）说：“不完全竞争的提法非常令人费解。我不明白它究竟是怎么来的。顺便提及，罗宾逊夫人读了我的书稿校样，却没有发现任何联系”。 吊诡的是，过于关注现实会转移人们对是否需要新理论这一核心问题的注意力。如果问题在于垄断或其他偏离完全竞争理想的行为，那么解决的办法不就是让世界更接近完全竞争的模式吗？这是主流经济学经久不衰的信条，它既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 18世纪晚期抨击重商主义的核心，也是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取消政府“干预”，给资本主义松绑的核心。 1930年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限制了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经济衰退是有益的，能够清除经济中伴随经济繁荣而来的泡沫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都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少数经济学家相信积极的政府可以平衡失败的私营部门，但他们却没有一个自洽的框架来表达他们的分析和结论。通过将《通论》的论点置于竞争性经济中，凯恩斯试图说服他的经济学家同行，除了摩擦和不完全性之外，失业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试图通过让经济更符合教科书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做法注定会失败。 市场体系具有避免长期深度衰退的内嵌机制这一观点的基础是，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本身就会引起工资的调整，这种调整只有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提供的劳动力供给相等时才会结束。除摩擦外，正统经济学认为充分就业的唯一障碍是某些主体的市场力量（工会一直是正统经济学最喜欢的假想敌）或国家干预（失业保险和福利国家的其他收入支持措施是其他假想敌）对竞争的破坏。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永久性地阻止工资率稳定在每一个愿意工作的工人都能找到工作的水平上，但治疗方法已隐含在诊断中。1936年和2020年一样，更多和更好（即更具竞争性）的市场是治疗市场失灵的良方。对于正统经济学家来说，难以想象竞争性市场体系可能出现系统性失灵，从而导致长期、严重和痛苦的失业。任何有这种想法的经济学家都会被打上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异端者的烙印。 相比之下，摩擦和不完全性——正如它们在2020年一样——曾是标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以至到1936年《通论》出版时，人们对基于摩擦或其他市场不完全性的新失业理论已经没有什么需求，同样也没有什么胃口。仅在三年前，庇古教授就在一本广受欢迎的名为《失业理论》 （Theory of Unemployment）的书中阐述了这一论点。正如我曾提到的，当时也并不缺乏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以对抗摩擦性失业，包括公共工程。 关于资本主义问题是表面性还是系统性的争论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局限于学术界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有三种经济观点相互竞争。正统的共和党观点在1920年代逐渐形成，它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一个确实曾经带来繁荣并将继续带来实惠——字面意义上的“商品”——的经济。对于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有两种相互竞争的不那么乐观的观点。一方面是西奥多·罗斯福（Teodore Roosevelt）在 1912 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新国家主义” （New Nationalism）纲领：大企业因其高效率而主导着经济格局，政府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