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缺钱是秦制皇朝末期的典型特征？

秦制王朝到了末期，“缺钱”往往是朝廷的典型特征。 中国最后两个秦制皇朝都是穷死的。 大明朝是穷死的。崇祯帝很简朴，但明廷财政一直紧张。明廷拿不出钱来应对关外的满清和关内的农民起义，只能一次次加征税负，将更多的老百姓逼反，最终李自成进北京埋葬了明王朝。 清朝也是穷死的。导致清朝覆灭的武昌起义，其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就是因为朝廷没钱了，想把民间投资入股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民众当然要反抗，于是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湖北空虚，革命党人才有机会在武汉发动起义，一声枪响，满清龙旗落地。 其实，秦制帝国的本质就决定了其一定会走到“缺钱”、“穷死”的地步。 秦制帝国并非“属于人民的国家”。按照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秦制帝国治下的老百姓不过是皇室和功臣集团打天下之后收获的“战利品”，这些老百姓的作用就是创造财富供皇室和功臣集团享用，跟牛马的作用其实没什么两样。 皇室和功臣集团一开始在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可以忽略不计，但随着王朝稳定，皇室和功臣集团的繁衍会造成人口剧增。朱明宗室在崇祯朝的人口数量一般认为不低于20万人， 庞大的宗室群体消耗了大量财政，宗室岁禄需求曾占全国田赋岁入的50%以上，说“朱明宗室吃垮天下”或许有些夸张，但这种说法绝非全无道理； 清朝的宗室和觉罗人口在宣统朝是7万人，比明朝宗室人口少很多，但大清朝有大明朝没有的东西：“旗籍”。在旗籍的旗人都有“铁杆庄稼”，是靠国家财政养着的，清末的旗人数量达到了两百万。 以上人口就是国家的沉重负担，他们不创造财富，趴在人民身上“吸血”。 功臣和外戚集团中的大部分人不像皇室人口那样“纯粹吸血”，他们也干营生，但他们的营生都是有“特权”保驾护航的。他们或许垄断了食盐等国计民生行业的经营权，利用垄断获取暴利；他们也或许利用特权与民间的“商业竞争对手”展开“不正当竞争”，他们恶劣的产品和服务能在市场竞争中击败比他们的产品品质和服务品质都更好的民间经营者。这种事情的存在，在社会生产领域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毫无疑问会让社会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下。 仅靠皇室、功臣集团、外戚是不足以统治国家的，于是朝廷会招募官僚集团协助他们统治。皇室和开国勋贵们是老板，官僚集团是为他们打工的，但皇室、功臣集团和官僚集团都是“权力阶层”。 权力阶层掌握着财富分配的权力，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当然这里不排除权力集团中有偶然、个别的人去从事财富创造的活动的情况。这就造成了“财富创造者”与“财富分配者”之间的割裂 ：创造财富者在如何分配哪怕自己的财富上跟“权力集团”比起来都是更没有权力的，朝廷或者官府要处置一个富商的财产，总能找到理由，而这个富商最好的选择也只能是服从，否则他的下场只会更差。 这种情况下，帝国中的任何人，只要有可能，都会想法子尽量挤入“权力集团”，成为“财富的分配者”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者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他做生意发财了不会优先把资金拿去扩大经营，而是去东京行贿，攀上蔡京这棵大树，攀附上权力，就是这个原因。乡下的土财主觉得自己虽然手里有点钱，但总受胥吏和官员欺负，于是拿出一笔钱来供养儿子读书，考科举，希冀他将来当官，也是这个原因。 当社会上大量的人积累了一些财富之后，想的不是“扩大财富创造”而是成为“不用创造财富却拥有分配财富的权力”的人，并且愿意为了挤入“不创造财富的权力集团”而消耗大量财富----像西门庆行贿、土财主供养儿子读书考科举，这都消耗大量财富----这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同时，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也必然是越来越萎缩的，而权力集团的人数却会越来越多，社会的抚养负担将会越来越重，最终社会将不堪重负 。 秦制帝国这套规则不光吸引社会财富“烧在权力场”，还会对民间进行“智力筛选”。同样出身民间，能挤进权力集团的都是民间更聪明的人，被筛选剩下的才会在民间从事种地、经商等“创造财富”的活动。时间长了，就造成“食利阶层”的人越来越聪明，创富阶层”的人越来越不聪明，“镰刀”越来越锋利，“韭菜”的质量却越来越不高，自然就越来越“难以割到韭菜”，最后割无可割。 所以，越到帝国后期，“权力阶层”的人数就越多，“韭菜”的数量就越少且质量越低，于是每一棵“韭菜”所需承受的被割的痛苦就越难以忍受，“韭菜”就越想脱离“韭菜”阶层，挤进“镰刀”阶层。于是我们就能看到，越到王朝末期，“权力阶层”内部的岗位的“含金量”就越高，获取这样的岗位的竞争就会越激烈 。 为了实现“挤进权力集团”的目标，人们会送钱、拉关系、投门路，攀附权贵。越到了帝国后期，权力集团能塞进去的人基本塞满了，投附宗室、功臣集团、外戚或者高官的人多如牛毛，当然这些人也会给他所投附的“主子”奉送利益。这种情况下，朝廷就算意识到“没钱”，想发起改革都非常难。既得利益者因为广大的“权力攀附者”而享受到丰厚的利益，任何改革都会对他们的利益